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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以“万园之园”著称于世的圆明园，有哪些仍沉睡于地下的未知故事？充满神秘感的遗址考古挖掘，是如何进行的？

为了让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走近公众，从2015年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圆明园管理处启动了圆明园遗址的“公众考古”，将考古工作全程对游客开放。继2015年西洋楼遗址区的养雀笼考古现场向游客开放，2016年远瀛观考古现场开放之后，今年开放的重点，则是长春园内五园中规模最大的如园。

据悉，今年圆明园会加大对公众考古支持力度，将有更多文博爱好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考古现场，同时，还会以专家交流讲解、网络直播、模拟考古等多种方式让人们“围观”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

“通过考古发掘，才能探知圆明园的方方面面，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古代科技原来是如此先进，而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切，‘公众考古’是最好的形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说。

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

走进如园考古现场，烈日下，考古队员正在井然有序地工作，已挖掘出土的柱础、假山、金砖、台阶、甬道等遗迹被精心地清理干净，从这些遗迹的规格和布局中，仍可隐约窥见皇家园林的昔日气韵。

作为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张中华不仅要指挥现场挖掘工作，同时，还承担着为考古现场到访的参观者进行讲解、科普的责任。张中华介绍，如园是乾隆三十二年南巡至江宁，见到江南四大名园之一、明代中山王徐达的瞻园后命人仿建的，如园即“如同瞻园”，但规格要比瞻园高，在体现含蓄清幽的江南风格之外，如园利用自身的地形条件作了进一步造景，成为清代写仿江南园林的优秀范例。

2012年和2013年，如园经过了第一期考古挖掘，清理出三处建筑遗址——芝兰室遗址、云萝山馆遗址和听泉榭遗址。“从2016年11月开始，如园进入第二期挖掘，今年的挖掘工作主要想配合公众考古，把公众考古教育基地建好。”张中华说。

4月1日，如园考古现场迎来今年开工后的第一批参观者，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120名高中学生，他们都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考古。张中华针对他们的特点，选取了这个年龄段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从如园的历史、文物遗迹的发掘，一直讲到考古工具洛阳铲的使用。“现在的中小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都很强，通过我们的讲解，也纠正了由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给他们造成的一些对考古的误解。”张中华告诉记者。

同时，这些在地下沉默了一个多世纪的文物，也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崩裂成两截的陡板石，地砖上裸露的暗红色，都代表被烧过的惨烈历史，给人强烈震撼。根据发掘后的迹象判断，整个如园通体过了一遍火，如果我们不发掘出来，不向参观者讲解，我们的民众体会不到当时的苦难。”

据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光是预约参观如园的北京中小学校就已排满了日程。作为首批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圆明园在2016年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办公室，负责圆明园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现在，公众考古活动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载体，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文源阁打造‘考古模拟区’，为广大学生团体、考古爱好者提供体验场地，此外我们还将把紫碧山房开放为公众考古教育基地。”该工作人员说。

张中华介绍，圆明园的公众考古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每年持续时间长，大约有半年时间，每天全程向游客开放考古工地，二是游客量大，“其他省市做公众考古，很多重要遗址在郊区、野外，游客少，观众少，圆明园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遗产，游客量每年有700万人左右，公众考古的观众，每年保守统计有二百万人。”

作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当圆明园遗址考古现场从全封闭变为全开放，是否会受到游客干扰？是否会有文物安全隐患？考古队员的一举一动是否会被挑剔指摘？在前期论证阶段，张中华曾有很多顾虑。

但是，当养雀笼遗址、远瀛观遗址和如园遗址考古现场先后顺利开放后，这些顾虑一扫而光，而且公众的热烈反响完全超乎了预料。让张中华最为感动的，是2016年8月17日，圆明园首次尝试网络直播考古实况，“提前没有宣传预热，拿着自己的手机，跑自己的流量，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上展示远瀛观考古现场，没想到浏览量很快就突破了十万，后台留言太多太多，无形中鼓励了我们。”

此后，圆明园又与北京电视台合作了三次系列直播，同样获得了超预期的反响。“这说明老百姓有这方面的精神需求，大家对考古关注更多了，也推动着我们继续做公众考古，这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和刺激。今年我们想做出一个公众考古的精品来，更多采用预约形式，因为预约的人都是有目的的来参观，我们可以深入给他来讲解，效果会更好。”张中华说。

“反映圆明园全貌，要进一步考古发掘”

“很多人来圆明园，只知道西洋楼，但是西洋楼是西方的设计理念，而且只占圆明园2%的面积，并不能代表圆明园，实际上圆明园遗址的大部分都在地下，在地下到底是什么样子？包括我们在内，现在还说不太清楚，因为发掘面积还小，有许多未知。”张中华说。

站在如园内的山丘上，张中华指着脚下错落有致的石阶告诉记者，考古队几乎挖掉了半个山丘，才找出了当时的路，“圆明园的水路交通系统要比陆路交通系统发达，我们挖出了这里的台阶、假山、甬路，都是早期的设计图上没有的，所以皇家园林是怎么设计的，要通过考古发掘，然后通过考古学家解释，才能让人看明白。”

自2015年起，北京市文物局计划用3至5年时间，分期逐步进行圆明园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摸清圆明园遗址的整体格局、山形水系和遗址布局，推进圆明园正大光明、紫碧山房、西洋楼等重点区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张中华说，尽管“样式雷”设计图等文献对皇家建筑的建造规格和体制有详细记载，但并不能完整反映圆明园全貌。“文献只记载了主要建筑，圆明园从雍正时期到同治时期跨越150余年，根据不同皇帝的喜好会有改扩建。从考古结果看，几乎每个遗址都和设计图纸有不同的地方。”

“真正要反映圆明园的全貌，它的营造方式、建造工艺、建造材料的成分等，都要靠进一步考古发掘。尤其是圆明园体现了皇家园林文化，他的要素太多了，山有多高，栽什么树，种什么花，都要靠考古，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出了当时的树种了。”

提到圆明园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张中华说，在西洋楼发掘的养雀笼遗址、海晏堂遗址和远瀛观遗址，这三个遗址基本上能够把当时西洋楼的水法的运行原理摸清楚了，“许多发现让我自己都很惊讶，很自豪，通过考古发掘才能看到，中国的文化是如此的厚重，我们的科技原来是那么先进。”

“公众考古已成为一个趋势”

张中华介绍，公众考古也称“公共考古”，指考古的大众化。“尽管这个概念是90年代从西方引入国内，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张中华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公众考古兴起的背景是一样的，当基本建设大幅开展，造成考古发掘与发展建设的矛盾，考古学家需要通过交流和解释，让文化遗产保护引起社会关注。

“公众考古已成为一个趋势，意义深远。过去我们的考古学者闷在象牙塔里，把考古工地挖好，把成果用专业语言让同行看见就行了，但实际上，连一些历史学家都看不懂我们的专业文章。考古成果涉及很多学科领域的内容，如果通过公众考古、通过科普，让其他学科的人了解，就有可能把考古这个小众学科变成大众学科，对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拓展都很有益。所以公众考古不只面向游客，还要向相关专业的学者普及。”

张中华说，除了在圆明园遗址现场做公众考古，北京文物局还发动专业人员写科普文章。“写作中发现，科普文章远比写专业文章要难，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能把考古的语言变成‘大白话’，既不能发生专业性的错误，又要讲透，讲明白，所以我们写科普查阅的资料要远远超过写专业文章。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可能无形中，考古知识就成一种常识，考古也就不神秘了。”

张中华透露，为了配合公众考古活动，如园考古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不会全部发掘，而是设置一部分“考古预留区”。“在预留区，每年只进行几十平方米，或一二百平方米的发掘，让游客在参观遗址展示区的同时，能看到考古工作现场，这样就会对圆明园遗址考古了解更深入，也会吸引更多游客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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