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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历史研究”第 叁叁零篇推送

　　世界农业地域类型

　　在经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早期发展农业导致人口密度、城市和政治水平高于部落水平的增长，赋予了地区持续的经济优势，这一效应被Hibbs和Olsson证实持续至今。然而，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证明了大约从壹伍零零年开始，至少在欧洲殖民国家中，早期文明经历了较慢甚至负的经济增长。

　　Chanda和Putterman的研究表明，先发者更快增长是经济史上的常态，而壹伍零零年左右欧洲海外扩张带来的“财富逆转”既是特殊的也是暂时的，后发者的逆转在壹玖陆零年到壹玖玖捌年期间被再次逆转回来。经济发展到了后期，文明先发优势带来的增长率优势比壹伍零零-壹玖陆零年期间的增长率劣势高出数倍。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本文使用Maddison (贰零零壹年)、AJR (贰零零贰年)、McEvedy和Jones (壹玖柒捌年)、Putterman (贰零零叁年)以及Hibbs和Olsson (贰零零肆年)等涵盖壹零零多个国家地区的数据，从统计学上证明三个命题。

　　图壹 公元伍零年各地的建国时长（标准化）

　　命题（壹）：壹伍零零年前，全球生活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的发展时间和是否建立国家制度所导致的。

　　回归的两个自变量，农业发展历史（AGYEARS）度量该地区最早诞生农业到壹伍零零年的时间长度，国家历史（STATEHIST）反映到壹伍零零年时该地区已经建立国家政体的时长（min-max标准化）；被解释变量是壹伍零零年的人均GDP。结果显示，国家历史和农业发展历史都对壹伍零零年的人均GDP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另外，用城市化程度和人口密度替代人均GDP的回归结果同样如此。

　　图贰 公元壹伍零零年各地区的建国时长（标准化）

　　命题（贰）：从壹伍零零年到壹玖陆零年，经济上原本领先的国家开始落后于欧洲国家。

　　为了证实壹伍零零年到壹玖陆零年的“财富逆转”， 使用壹玖陆零年的人均GDP作为因变量，解释变量是壹伍零零年的发展指标和人均收入。表壹第壹列使用与Acemoglu等（贰零零贰年）相同的变量确认了命题，而第贰列使用人口密度变量得到相同的结果；第叁、肆列使用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构造得出的人均GDP预测值作为因变量，其中，基于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的数值得到一个更强有力的逆转；第伍列与命题（壹）的回归结果比较得出:尽管超部落政体的长期历史与壹伍零零年的收入正相关，但对壹玖陆零年收入水平的影响却显著为负，第陆栏发现农业发展历史在统计上无足轻重。

　　表壹 “财富逆转”的回归结

　　注：殖民地剔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等新欧洲国家

　　之后， 又控制了地理纬度、殖民历史等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将因变量替换为壹伍零零-壹玖陆零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结果均显示农业历史和建立政体历史时长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短历史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处于优势地位。

　　命题( 叁 )：从壹玖陆零年到壹玖玖捌年，非欧洲地区的早期文明开始复兴，那些非欧洲社会(除了少数几个主要由欧洲人定居的“空地”之外)的劣势再次出现。

　　表壹的因变量是壹玖玖捌年的人均GDP对数。前三个回归中的证据表明，壹伍零零年至壹玖陆零年导致先发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增长更慢的变量，在壹玖陆零年后都不再有效。相反，当使用建立政体历史（STATEHIST壹伍零零）和农业发展历史（AGYEARS）作为早期发展的指标时，证据表明，早期启动发展的国家比其他前殖民地增长得更快。

　　在第肆列和第陆列中，STATEHIST壹伍零零取代壹伍零零年的城市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作为早期发展的指标，回归首先使用有壹伍零零城市化数据的少数国家(第肆栏)，然后使用包括没有该数据的国家在内的较大的前殖民地组(第陆栏)。STATEHIST壹伍零零上的系数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正的。在第伍列和第柒列中，对AGYEARS执行相同的程序，AGYEARS都获得一个在壹 %水平上显著的正系数。以STATEHIST壹伍零零和AGYEARS作为早期开发的指标，这四个回归表明，早期开发人员数量在壹玖陆零 - 壹玖玖捌年期间比其他前殖民地增长更快。

　　为了说明结果的稳健性， 又使用壹玖陆零-壹玖玖捌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并控制地理变量和殖民历史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结果基本一致。

　　中国、印度等是最早发展出农业和国家制度的文明，这些先发者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经济领先全球。壹伍零零-壹玖陆零年期间，欧洲借助海外扩张和工业革命，第一次反超了先发者们，占据了经济的领先地位，受其影响的后发殖民地也得到快速增长。到壹玖陆零 - 壹玖玖捌年，像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度这样的旧农业社会开始赶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新国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壹伍零零年在农业国家发展、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方面较不发达的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于没有净经济增长。

　　表贰 先发国家的追赶

　　农业和政体的更早建立可能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培育了 “社会能力”，这种差异似乎比反映殖民地主人不同需求的产权制度的痕迹更重要。 认为，也许在贰零世纪陆零年代后，这些社会能力更强的国家已经充分调整了它们的制度，欧洲扩张时期留下的“不良制度”印记不再阻碍它们迅速吸收现代技术和组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