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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讲“三七开”，耄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乃至建国后一些事情上的贡献，耄左们乃至一些国家主义左派（秋火等人对“自伍”的礼貌性称呼）已经谈的很多了。但关于毛本人的错误，一些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反而并没有得到明确。

?某三年的责任问题，还有文阁中的问题，黄克诚谈的很清楚：毛犯有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经济领域的冒进，急于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提前建成共产主义”，二是在政治领域上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这样说有些人不赞同的话，那就是把次要矛盾和问题当成了主要矛盾。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做为一个落后国家的当务之急）

毛在经济和工业路线上的错误，还体现在政治正确至上的“反智”“反科学”，以人民公社扩大化和鞍钢宪法为核心的“大集体经济”，乃至“全民劳动”等方面的迷信上。现在一些毛左在主张“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往往企图在经济领域也主张所谓的民粹主义、“主权在民”“企业民主”“消除失业”

而这些主张，只会比“苏联体制”更加严重的违背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的客观规律，重蹈旧体制弊病的覆辙甚至更为严重。也必将带来更为严重的“无产阶级官僚化”和低效化。

因为：现代工业的基础：严格的劳动纪律和质量控制，从根本上说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天性的。如果过于强调“制衡”“民主” 严格的劳动纪律和质量控制就无从谈起。少数官员或干部为了争取“更广大的群众支持”只会透支企业发展能力来收买人心，松懈纪律。这些不是空想，而是曾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

同时：现代工业中严格的劳动纪律和质量控制，离不开对生产过程的有效监管。而对生产过程有效监管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冗余空间”，如果有太多的人可以人浮于事、浪费时间，那么就会带来质量过程控制和管理体系监管上的重重弊病。

新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来说根本没有上过正经的现代中小学，陈云也不过是店员活计出身。现代工业的本质认识，对于科学规律的尊重也不可能达到第二代领导集体或现代人的水平，这是时代的局限。但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老毛主张的那些路线错在哪里。

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对比，仅仅以毛时代同苏联对比来看：苏联在建国初期只有20万吨钢产量，比1952年的中国还低很多，20年代后期才能大量生产轻机枪，比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接收的国民党的军工底子都低的多。可在建国30多年后的50年代后期（因为卫国战争遭遇到的破坏和耽误，到1955年也只能视为20多年），就已经能够大量批量生产二代机、T55,图95；具备洲际导弹和卫星发射能力。

毛时代的中国，则是在比苏联晚了几十年、可以从国际贸易和国际进口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条件下在70年代整体上也没有赶上苏联二十年前的水平。

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业产值几乎每五年都能翻一翻；而毛时代的26年（1952到1978）二十六年经济只翻了两番，工业只翻了三翻。不论是工业成就还是科技地位成就，都远无法和起步比晚期建国初期新中国更薄的苏联相提并论。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就是苏联从不搞“人浮于事”的“福利国企”“无产阶级官僚化国企”。早在苏联建设高潮的三十年，苏联就很早确立了七小时工作制，严格控制劳动时间以方便生产过程监管和建设完善的生产线。冷战时期，苏联进一步缩小工人劳动时间，首先推广了双休日，并且允许很多人无业、失业并依靠福利体系生活。控制劳动力的规模和数量，防止“人浮于事”的事情发生。这还是苏联劳动力与人口规模远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的情况下。企业管理上的“一长制”，不搞“半吊子民主”乃至“党委天下”也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工业体系有效运转和监管。

谈社会主义或公有制的优势（缺点另说），必须搞清楚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从历史实践与本质上看：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优势不是教条主义的“劳动崇拜”和把所有人都踢向工作岗位（或现在一些毛左鼓吹的民科科研、大众科研），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劣势。而是让平庸或消极的相当比例的民众离开工作岗位，让真正比较积极和优质的人群来劳动和利用资源。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利用资源能力的最佳化。仔细想想市场经济环境下顶级企业的招聘，它愿意要“积极分子”“选拔出来的优秀者”还是内部职工顶岗的兄弟姐妹？这就说明很多问题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更重要的优势还在于消除中产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消费带来的大量浪费后，能够拥有充足的财力来投入到教育、科研、重工、国防等对国家综合国力更有积极意义的领域中。充分的“扬长避短”，但要确保这种优势的充分发挥，必须明白什么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在认识到人性本消极，而绝不可能大部分积极（或无可改造到这种程度）的前提下，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避免诸多缺陷的产生。

如果能明白以上所论述的这些，某些人就应该明白不论是“农村集体化”“乡村工业化”还是“工业大寨”本质上是一条错误道路。如果按照毛时代晚年的规划和思路，也不可能建设出真正高质量高品质的工业体系。因为它违背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与组织的客观规律：资源只有交给最优质的人群来利用和加工，才能“效益最大化”，优质要素的集中，远比分散起来更容易相互交流，也更容易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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