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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今天（2020年10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司佳病逝。谨以此文纪念她。

第一次知道司佳的大名，是2008年的深秋。
那年6月，我从复旦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师从汪朝光先生。根据校方的安排，我们当年已经毕业的博士还要从外地返回复旦校园，参加11月1日下午在学校正大体育馆举行的2008年度博士学位授证仪式。秋日的复旦，层林尽染，地上落满了金色的银杏树叶。我顺道拜访了同窗好友赵中亚博士。他正在北区学生公寓忙着修改学位论文。记得中亚兄的房间有一份2008年9月24日的《复旦青年》，该期第4版有对司佳的一篇访谈，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其标题是《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在编者按里，《复旦青年》记者徐逸敏写道：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对她进行了采访。

司佳教授（1978-2020）  照片来自微信公号“明德史馆”

正是通过这篇访谈，我才知道司佳的大名，她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复旦历史系的副教授。同为70后，我还在读博士后，而她已经是名校副教授，遥遥领先于同辈。当时的印象是，司佳真的了不起，是一位让我望尘莫及的学界先进。
人生总有很多偶然，有很多的想不到。我当时也没想到，不久之后，司佳老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的人生命运选择。
2010年春，我即将博士后出站，未来的工作去向捉摸不定，一度非常迷茫。当时，我有很多选择，但最向往的是回母系任教。汪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民国史研究室。栾景河先生与张俊义先生则表示：可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中外关系史，如果到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时值五月，近代史所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建所60周年隆重庆典。在会议期间，南方某名校历史系的一位资深教授悄悄地告诉我：“小马，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诸多学界前辈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金光耀师当时担任历史系分党委书记，他希望我回来工作，但是说工作面试可能存在无法确定的变数，也就是不能确保我顺利入职。
那一年，历史系正值多事之秋，系里暗流涌动。我此时回历史系应聘，难免受其影响。尽管前途难料，金师还是建议我回来一试。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的面试时间定在6月1日下午。此前一周，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时常与北京的一位大哥聊天。这位大哥是东北人，是一位不得志的民间艺术家，擅长画虎。一天晚上，我与大哥在近代史研究所附近的报房胡同一家名为“青砖小院”的饭店喝酒聊天。不知不觉，已到掌灯时分。闲谈之中，我告诉他，一周之后，我将回复旦参加工作面试，内心惴惴不安。
出人意料的是，大哥说他可以帮我“算上一卦”。他说：“今天多喝了几杯酒，脑子不太好使，但还是可以算他一算。”只见他神态凝重，说道：此次上海之行，面试结果有惊无险；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位女老师向你提问题，但你放心，她提出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善意，是在帮你！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一向坚持唯物史观，并非有神论者；对于大哥的算命，我当时也只是作为一件聊天解闷的事情，心中并未当真。
2010年6月1日下午，我回复旦历史系求职面试，地点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这一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我终身难忘。巧合的是，两年前我在复旦的博士论文答辩日期也是儿童节。儿童节，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日子，在这样的日期面试，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助。当天下午，全系的教授和副教授几乎都出席了，除了个别的临时有事之外。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先生也出席了，主持面试工作的是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朱荫贵先生。按照当时的规定，新进教师需要获得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投票支持，才可以通过。我做了15分钟的陈述之后，葛兆光先生、朱荫贵先生、张翔先生等向我提了问题。此外，在场向我提问的还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教师，她就是司佳。司佳问道：马建标，刚才你在介绍时说你翻译了好几本英文专著，可否介绍一下你的英文运用能力如何？
世间事就是如此巧合。如那位大哥所说的一样向我提出善意问题的神秘女士，竟然是司佳老师。那天参加面试的还有一位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女博士。事后，金光耀师告诉我，当朱荫贵教授宣布面试结果：一个没有通过，一个通过时，他紧张得心怦怦跳，生怕我落选了。但是，当朱老师接着宣布：“马建标通过了面试”，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真的是有惊无险！而我能幸运地通过面试，当然离不开司佳老师的善意支持，也多亏了系里诸多老师的默默关照。
回到复旦任教之后，我与司佳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对她的身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我惊奇的是，司佳的母亲曾是下放到我的家乡安徽阜阳乡下的上海知青。她的母亲早年在我家乡安徽省利辛县马店镇隔壁的乡镇——插花镇的农村做过几年知青，还参与修建过家乡的茨淮新河，而这条大河就在我家村前的不远处流过。正是在阜阳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司佳的母亲认识了在当地工作的父亲，两人在阜阳结婚。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司佳出生了。司佳的爷爷原籍鲁西南，1949年之后作为新四军干部留在安徽阜阳地区工作。其爷爷去世后，也安葬在当地。
我曾对司佳说，你算我的半个老乡。司佳笑着回答说，也是也是！2013年春，司佳的女儿出生时，我去她家里贺喜，终于见到了司佳的妈妈。我们聊到了阜阳插花镇，谈起了上海知青参与修建家乡茨淮新河的往事。司佳的妈妈非常开心。我当时提议，找个时间，大家相约一起回阜阳当地看看。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迄今未能实现。
2014年春，我到美国访学一年，与司佳的联系少了一些，但彼此偶尔也通过微信互动一下。2015年春，我从美国回来，与司佳的往来更加密切了。这时，司佳职称评审的事情不太顺利，两次参评教授，都未通过，又赶上学校的“报二停一”的规定（连续参评两次不过，第三年不能再申报），她为此忧心忡忡。为了她的论文发表，我也帮助出谋划策，只是能力有限，爱莫能助。不过，在学术合作上彼此倒是参与了一些。司佳第一次参加我组织的学术活动，是2012年4月举行的“首届上海史学会青年论坛”。
2012年春，在时任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和系党委书记金光耀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联合上海师范大学的姚菲、华东师范大学的瞿骏、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徐涛以及上海大学的杨卫华等好友，共同发起创办了上海史学会青年论坛。复旦历史系是首届上海史学会青年论坛的承办方，我特意邀请司佳作为青年史学代表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司佳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次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国内多家知名媒体专门对此进行报道。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汪朝光老师一大早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他对司佳的印象非常深刻。汪师对我说，没有想到司佳这么年轻已经是副教授了，我还以为她是博士研究生呢！我回答说：可不是吗，司佳老师才貌双全，简直就是我们历史系青年教师的形象代言人嘛！

2012年第一届上海市历史学会青年论坛

2016年春，司佳找到我，商量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名义，办一个国际学者工作坊。中国方面的学者召集，由司佳负责，我从中协助；日本方面的学者召集，由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的徐亦猛教授负责。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近代东亚国际视阈下的基督教教育与文化认同”。
我这个人生性比较懒散，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常怀畏惧之心，所以许多论文都是在参加学术会议的外在压力下才完成的。为了参加此次会议，我努力完成了一篇宗教力量与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的论文。2016年9月16至17日，“近代东亚国际视阈下的基督教教育与文化认同”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01会议室举办。作为会议召集人，司佳担任大会开幕式的主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司佳并没有提交会议论文，这不是她的风格。那次会议上，名家云集，华中师范大学的马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段琦教授，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王立诚教授、李天纲教授、高晞教授等等都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有幸得到上述诸位名家的赐教，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上。会议当天晚上，大家去学校旦苑食堂教授餐厅用餐，独独缺了会议召集人司佳。之后，从高晞老师那里得知，司佳在开完会议之后，回到办公室突然晕倒，就没有来参加晚宴。当时，我只是以为司佳可能是办会操劳过度，并未多想。转眼到了2017年年底，司佳这次参评教授，顺利通过。她当然非常高兴。2018年春节过后，司佳请我吃饭，庆祝她评上教授。这时候，司佳好事连连。她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的文章《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在《近代史研究》的官微上发布之后，她高兴地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说她的文章和她当年带领的博士班学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柯伟明的文章同期发表，令人高兴！司佳还私信给我，请我在朋友圈推介一下她的论文。凡此种种，都彰显了她那可爱的人生观，敢爱敢恨，活得非常真实，不矫揉、不做作。
在复旦共事期间，司佳遇到好事都会与我分享。她的孩子出生，在国定路365号举办满月酒时，邀我参加；她指导的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邀我参加；甚至她的学生毕业聚餐，也少不了我。细细想来真不好意思，司佳请我吃的多，而我作为大老爷们，却回请得少，真不像话！司佳评上教授之后，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不好的征兆。2019年春夏之交，她突然生病住院。之后，她时常发布微信，用文字叙述自己与病魔的抗争，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生命的乐观，也会用照片记录她的爱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都认为，她会挺过去的。
最后一次见司佳，是202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复旦附小相遇。当时她正站在附小围墙下的台阶上一边与朋友聊天，一边等待她的女儿放学。最后一次听见司佳的声音，是在2020年暑假的一次电话里。那天晚上，我在金师家吃饭，金师母接到司佳的电话询问，给她女儿报名参加校外培训班的事情。最后一次与司佳通信，是2020年9月中旬。当时，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听。9月15日，我只好短信问她：“9月27日，请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做一次腾讯会议学术讲座，涉及近代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有空参加吗？”司佳回信说：“27日我现在确定不了。” 事实上她那时人在医院，已经病入膏肓。到了9月23日，司佳来信说：“活动加油哦！” 还说，“我，有空来听取”。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消息了。
2020年10月12日早上，我刚到学校，突然接到高晞老师的来电，说：司佳走了。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立即反问道：“你说什么？” 高老师再次回答说：司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刻，我泪如泉涌，一个人在理图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声痛哭起来。我随即想到了司佳2019年12月21日发在公众号“明德史馆”上的一篇文章《伦敦会藏梁发<日记言行>手稿解读》。这篇文章里特意配上了司佳精心挑选给我的一张个人生活照。照片里的她，穿着天蓝色的短袖衫和黑色的长裤，右手优雅地放在左膝上，面庞微侧，注视着前方，嘴角带着蒙娜丽莎般的迷人微笑，是那样亲切、自然、随和！我立即转发了司佳的这篇文章，附带一句话：唯愿人生无病忧，花满人间春常在。
司佳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