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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庆云

　　14日晚间，北京卫视播出的《上新了，故宫》最新一期当中，呈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些历史记忆。其中，在溥仪老师庄士敦的书房里边，发现了一部老旧的电话机。《上新了，故宫》便从这部老式电话机演到了溥仪与胡适先生的一次见面。

　　溥仪当时已经从清廷退位，安养在紫禁城的后院。而胡适之当时刚好名满天下，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新思潮学者。北洋时期的文化氛围也十分有趣，属于新旧两种思潮交锋的时代。北京大学内部，自然也有革新的胡适之、陈独秀等人，而提倡传统的章太炎等人，依旧有着自己的忠实弟子们。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背景之下，胡适之见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无疑，胡适之代表着当年中国“新生代”的力量，而溥仪则代表着一种老旧的思想传统的继承人。北洋时代，虽然学术自由，但两种思潮多少有些势不两立。

　　而在这种氛围下，胡适见溥仪，就多少带着新旧思想是否要调和的问题了。老旧思想的一派，则担心溥仪过分接受胡适之带来的新潮思想，而革新的一派，也担心北大的这面旗帜，有没有倒戈传统的可能性。

　　所以，诚如《上新了，故宫》节目所言，当时的这场会面，属于新旧两派都不说好的。当年的报纸上，对这件事批评声音很多。溥仪在自己的自传里边写到，见胡适，只是自己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胡适就当真了。这种说法来自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当然，溥仪的这本自传，史料价值极其有限。认真的历史学术界，往往只是把溥仪的这本书当做一种旁证，不会当做重要的历史证据。关于溥仪见胡适，是不是一句玩笑话，胡适之先生就来了，除了溥仪自传之外，没有别的记载。胡适之先生的笔记里边，没有对见面动机的记载，只写了当年简短见面的一些场景，和聊的一些文学话题。

　　当然，俩人聊没有别的，外人不得而知了。对于胡适之而言，去见溥仪，也是其性格与学问构成的必然。胡适并非生来便是新思潮的代言人。他小时候，父亲是读书人，在南方有一定的权力财产。但胡适未成年，父亲便亡故了。而胡适之的启蒙教育，是在自己家族的私塾里边。

　　胡适之先生在日记里边讲，当时母亲送他读私塾，给先生送了钱，让先生给自己吃小灶——就是不进要求学生背诵古书，而且要给予讲解。所以，胡适小时候，是有中国传统学问的功底的。等到了后来，大一些了，去了上海读公学，又多次转学，最终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去了美国读书。

　　去美国之前的胡适，是传统学问做底子的。而去美国之后，胡适刚开始读的是农学。他家族的哥哥希望他认真学好农学，并且写信告诉他，祖国的东北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广大，等学好了农学回来，自然有用处。可是，胡适对种地的课程真的没兴趣，最终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教授。

　　在胡适之身上，是中学做底，西学做外的。而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也是用西学的思维去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所以，了解胡适的学术构成，便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去见溥仪了。他骨子里边，有中国传统学问的基因，而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也让胡适认为，接近溥仪，没准可以一用。

　　实用主义哲学加身的胡适，是有着官迷意识的。当然，这种官迷意识，并非求得大富大贵，而是积极的参与时代改造。所以，后来胡适不仅见了溥仪，而且与蒋介石也是多次会面，交往颇深，更是短暂的当过中国驻美大使，帮助中国在美筹措募捐抗日经费。

　　甚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胡适之也与毛泽东方面有过书信往来。胡适之的杜威式哲学，让他积极的接近所有的首脑人员，并且希望从中谋取参与时代变革的可能性。多年之后，再看胡适之先生，则是入世出世的反反复复。而这个提倡西学的民国大家，却也是满肚子的中国传统国学素养。看来，知识没有新旧，都应该懂一点，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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