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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此，中央党校在官网推送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络课程中共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共12讲），供大家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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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主讲人：高中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改革开放史新时期教研室主任，教授。
课程简介：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讲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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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主讲人：高中华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的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陈列馆。总书记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知道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讲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
今天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第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进行长征？
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为什么长征？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领导秋州起义部队引兵井冈。主席讲一逼二逼逼上梁山。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部队不到千人，后来经过朱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到了后来时候，我们先后取得了四是军事反围剿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在1934年又离开中央苏区，原因何在？我们讲到中央苏区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占有了江西大部，甚至包括福建等重要地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局面丢掉了呢？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过一次纪念中央根据地，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也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根据地建设的好的局面给丢掉了呢？这一发问振聋发聩，让人值得去思考。什么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我们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斯主义被教条化了，把共产主义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知道1928年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六大，当时选举向忠发为党的书记。到了1931年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了6届四中全会选出来三位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这个时候经过米夫，这个莫斯科中央大学的一位领导人，他推荐王明当选为候补常委，因为以后就改为常委了。这个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呢？具体而言，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我们后来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我们在北区的工作基本上是丧失殆尽。当时1931年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局，选博古为书记，博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讲是亦步亦趋、惟命是从，此时王明自己去了莫斯科，做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那么博古就作为中央局的书记来领导全党工作。
我们知道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创出来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好的经验，披荆斩棘，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领导取得了4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这样一个局面为什么会打破呢？有这样几个事情需要我们来追溯一下。
第一个是1931年11月召开了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撤销了。到了1932年又召开了年度会议，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又被撤销。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左倾教条主主义、推行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到了1934年2月，张闻天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我们知道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们称为毛主席，又成立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腾龙驾雾，这样的话就逐渐在改变以往的一些体制、一些组织和路线。
博古对军事不是很了解，他又搬来了救兵，此人叫做李德。他是一个德国人，曾经在上海从事一些军事情报工作，后来被邀请到中央苏区担任了军事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李德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纪事》，他自己就讲博古赋予他军事权力，让我掌握了红军行为的决定权，这就大大提高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所以是讲没有博古的这种授权、放纵其越权（李德是不会篡夺红军的指挥权的）。李德在苏联参加过一些军事战斗、也参加过德国的堡垒战术。但是客观而言，到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南部对中国的国情确实不了解。他就搬运了他非常娴熟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这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陈勇同志回忆过，当时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因为国民党前几次军事围剿都失败了。所以第5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就建立堡垒层层推进的方式，而且敌人的堡垒非常的坚固，而我们的堡垒一推就倒。在这样情况下，结局可想而知。所以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们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就在这种堡垒对堡垒的短缩突击中损失极为严重。所以军事失败是我们长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此地已经无法立足了，被迫进行转移了。
我们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当时进行了数次的浴血奋斗。但是这种战术的错误导致战争的失败。当时红三军团彭德怀非常恼火，他就找到李德说了一句话：“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有一位翻译叫伍修权，伍修权进行了翻译，李德没有反应。彭德怀让政委杨尚昆你给我翻译一下。杨尚昆就把彭德怀这句名言“崽卖爷田心不痛”做了翻译，李德听完之后暴跳如雷。“应该骂我”但是彭德怀讲“今天我都来了，随便你处置”。所以真是我们的红军战士、指战员，很多指战员就牺牲了。当时的参谋长叫刘伯承，他也告诉博古必须换人，再让李德指挥，必然让我们都成为千古罪人。博古听了之后，当然不敢给李德说了。后来刘伯承被下放到一个军团当了参谋长，这种惩办主义让广昌保卫战失败，就让转移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第二个因素——军事失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讲的经济上的枯竭。我们部队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领导过开展土地革命，从“井冈山土地法”、“新国土地法”搞土地改革。但是由于他们迷信苏联的一些模式和经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这个做法一步步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来消灭地主、消灭富农，最终发展为损害中农，你这样就做不好统战工作了。就把我们比较娴熟的农民运动给绞杀了，也会造成我们与农民这种隔离，导致一些农民“反水”，所谓“反水”就是离开了我们的根据地，走了！这样极不利于我们的干群关系，所以我们讲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三个重要因素，左的路线、军事上的失败、还有经济上的枯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为什么长征？
第二块，怎么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当时领导初期这种转移的是三位同志，博古、李德、恩来同志。后来博古讲长征的军事计划，并未在政治局这个层面进行讨论。后来讲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般我们史书上把这样一个领导层面称为是“三人团”，由“三人团”领导了我们长征的早期斗争。甚至当时出发的时候像搬家一样，什么都带着，什么都拿着，行军极为缓慢，没有给我们的军队以机动的指挥权。而且前面是红一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就是林彪、聂荣臻领导，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领导，后来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间的中央纵队无疑像抬轿子一样行动，每天的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按部就班的去行走，没有抓住瞬息万变的战略机遇。虽然我们前面通过了粤军的封锁线，甚至穿过了湖南南部，但是敌人已经布好了袋子，我们还是导致了湘江惨败。
当时我们在长征正式出发之前，曾经派出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红六军团主要探路。任弼时、萧克他们去湖南的西部去找二军团的贺龙同志，我们长征的方向就是去湖南西部，所以是去探路去的，派出了红七军团。方志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其实吸引敌人走的，我们要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我们主力部队往西走。这个后来萧克讲，我们中央红军就沿着我们六军团的方向行走，亦步亦趋，萧克的部队把路线行程及时告诉中央红军，连国民党都把这路线都看透了，甚至他们在报纸上讲，前面那无疑是无愧于去趴路去，后面的无愧于又跟上来。是吧？这个路线都被敌人摸清了，而且敌人已经布好了几道严密的封锁线，所以后来对于这场长征出去的这种失利，萧克就感叹：无疑是我军遭受了敌军的围歼，使我们出现了几乎是覆灭的危险。
我们穿过了粤军的封锁线，到了湘军的地带。其实湘军因为和桂系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一个矛盾也可以被我们利用，别的东西不讲，他们桂系军阀既反共也反蒋，只希望红军从我们这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对红军只能去追击，而不能阻击。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下令组成了将近70个团的部队，15个师在湘江进行部署，本来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空隙，但是因为我们行动迟缓。虽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两岸，但是没有及时通过，就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湘江惨败，所以当时红一军团的二十四团的政委杨成武不讲嘛，敌人向暴风雨高粱叶一样围过来我们又打退一批，顶又冲上来，我们又打退一批，这个又冲下来，而且到了战斗最后是近距离射击，肉搏战，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能够顺利通过湘江，很多战士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非常惨烈。中央红军出征的时候呢，据统计是八万六千人，但是一场湘江之战，我们只剩了多少人？3万多人。而且后边掩护的红一军团基本上损失殆尽。而且这个时候“三人团”仍然坚持北上到湖南西部去。去与二军团汇合去，其实蒋介石已经又布置了新的4道封锁线。那么最后生成一些红色的，我们最后的一些这是精干部队，如果再经过4道封锁线，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在我们的红军内部，由于这一场湘江惨败，出现了一场争论，而且这场争论是极为必要的，也极为及时的。因为从红军出发以后啊，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杀回马枪，我们进入长沙，进入敌人城市，围魏救赵。那三人他不听啊，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振臂一呼，但是怎么去产生效应？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王稼祥此前是从政治部主任啊，因为富商与毛泽东一块行动。然后毛泽东又开始说服另一位同志--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委员会主席，三人在大街上边行军边聊天，边分析，边切磋。最后他们认为不能再去湖南西部了。如果去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剩这3万多红军战士就保不住了。所以毛泽东自己就讲过，我用了很大的耐心，我隐忍着这种痛苦，找张闻天同志做一些开导工作，最后说服了他，这个工作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能争取到了张闻天，包括王稼祥了，那么就可以来影响大部分人。所以我们讲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叫中央中运三人团，我们讲中央层面这样一个争论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就在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毛泽东提出来就开个会议，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去湖南西部，而应该转到贵州。毛泽东讲蒋介石已经布好了一个大口袋，他等着我们去钻，你们谁愿去钻就去钻，反正我毛泽东不愿去钻。这个仅仅是已经布好了一个口袋，无疑就是一个请君入瓮啊。你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翁你去钻那不傻瓜吗？毛泽东说的很很直白也很通俗啊。毛泽东参加了这样一个军事会议，而且讲贵州的兵好打，贵州农民讲成为双强将——烟枪和长枪，而且通过报纸知道，贵州的军阀怕我们去，他们开始跑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如避重就轻。所以这个会议一个最终的后果，同意转到贵州，只是转到。这又实现了第一次的引兵贵州。
他到了贵州以后，李德还是下巡视命令，让部队干嘛去，还是要去湖南西部。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提议，在黎平、贵州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而且这个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们刚才讲到了，包括我讲长征出发之前，长征的方向，战略转移的目标，是没有在政治局通过的。那么黎平会议就明确了等时机成熟，就召开一次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时候讨论，可以讲争论是尤为激烈的。最后大家同意不去湖南西部，所以当时是李德十分恼怒，周恩来讲，因为这个争论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李德的军事智慧才能，也逐渐疏远了与李德的关系。所以我们讲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这种军事的意见开始在军队内部起方向，起作用，更加灵活，更加机动一些。
为了更明确方向，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猴场我们开了一次猴场会议，这个会议就开到了凌晨，开到了35年1月1日元旦，这个会议作出了决定，就是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怎么限制呢？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而不是李德一个人下命令，去何方，何时去，哪个部队去，而是由军委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长征途中，对于长征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是不是？黎平会议决定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就开始了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来，我们应该轰下李德，不能再让他指挥了，让他指挥下去啊，必然出问题，而且应该开一次重要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军事路线。王稼祥提出了要轰下李德等人，这是第一次提议了。那么李德下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做呢？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王稼祥提出来轰下里德，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在1990年在一次座谈会上，耿彪同志曾经回忆到，王稼祥曾经问张闻天，对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啊？张闻天沉思片刻，回答到没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他说我们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还是把毛泽东请出来。大家看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王稼祥、张闻天的酝酿，都是遵义会议之前的一个铺垫，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经过提议，是同意召开的，而且会前的这种酝酿已经在两方面都展开了。王稼祥、张闻天提出来，请毛泽东出山，王稼祥同意，张闻天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博古他们等人，也开始做一些争取主动工作。所以我们讲会议之前这样一个氛围，也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已经决定了遵义会议上必然出现一个更大的争论。上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长征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为什么实行战略转移？以及长征出发点起初定在湖南西部，为什么改到贵州？已经开始酝酿一场政治局会议。我们后来过了乌江，占领了贵州省第二城市遵义市，后来中央提出来就在这个地方开一场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等人提议，开展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就是遵义会议的旧址。当时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一个新公馆，我们的部队一来吓跑了，我们开会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16日，17日。三天。因为白天还有一些战事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召开的。经过毛泽东的人提议，邀请了各军团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样一次遵义会议。所以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此时已经回到中央做参谋长，还有当时政治部代政治部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坤，还有李卓然等人都出席会议。他们作为军人，作为军事将领，红军的著名将领，他们更有在会上的这种话语权，他们更明白我们的战士对长征出发以来，对于一些问题的反应程度。
这个会议讨论什么呢？总结一点，核心就是总结我们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为书记还要主持会议，博古在这会议上他后来自己回忆“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只承认个别政策错误，而且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你更不承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来看看，长征出发的时候，部队8万多人经过湘江失败，剩下3万多人，那么你军事上已经证明了出现了严重失误。但是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同志，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没有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第一认识不到错误的根源，而且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路线的问题。他就讲军事上如果有错误的话，也是出发以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张闻天等人讲，为什么前几次军事围剿我们都取得胜利了？为什么前几次就是反围剿都取得胜利了？为什么你领导的这个战略转移出现如此的惨重损失呢？
在这个会议上，作为“三人团”重要成员的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他同意开这个会。对于开成这个会是极为重要的，再说转移初期，周恩来同志主要做一些后勤保障协调等工作，因为军事是李德负责，党的全面工作博古负责。所以后来毛泽东讲，如果周恩来同志不同意开这个会，这个会开不起来的，而且会开得非常好。恩来同志是有了重要作用的。所以把遵义会议放在我们的长河中去思考，更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于开这个会起了重要作用。恩来同志在会议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所以他是三军团的政委政政委委员杨尚坤讲，恩来同志出于公心，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这种态度就赢得大家的一种尊重。他也讲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站出来，会议要取得后来我们讲的这样的成功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它的地位在什么地方？所以会议上不同领导者的表现，这些人格的风范影响作用，都值得去去分析去思考。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之前的时候，因为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他们住在一起，一块商议发言提纲，所以张闻天在会议上讲，我们之所以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做了错误的估计，现在你们又认识不到，你们又不承认，这样下去我们就意识不到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意识不到我们长征初期出现军事失误的原因，所以一定要明确军事失败的原因，也要明确军事失败的责任问题。所以张闻天同志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致赞同，特别那些军团的负责人，还认为张闻天发言好。张闻天这个发言以后，毛泽东也发言，毛泽东的发言引经据典。他讲一些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我们战士要睡觉，要走路，走路走山路，平原还是河道？一些人只知道在军事地图上一画，而且限定时间去打，能打好吗？毛泽东讲的时候引经据典，“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毛泽东讲的时候大家听得非常认真，气氛也非常活跃。当时会场上的李德，因为他听不懂汉语嘛，就让他的翻译伍修权去翻译，因为毛泽东的引经据典，伍修权的翻译有时候根本上这个翻译的速度，会场上一片气氛，这个李德也感受不到。所以我们讲此前猴场会议上已经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通过遵义会议又把军事指挥权转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的遵义会议在引导着我们组织路线在做正确的调整。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当时躺在躺椅上的王稼祥，因为他当时不是重伤了吗？本来可以不参加会议的。他坚持出席会议，躺在一个躺椅上，王稼祥讲，我就开门见山，就讲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发言。第二句话，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人来指挥，因为毛泽东有实际经验。第三点，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这三句话，第一赞同，第二拥护毛泽东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一个机构“三人团”。
所以到了1945年，当时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讲，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关键一票，就讲到这个事情。当时中国军委主席朱老总朱德同志也说了话，说的话非常精辟，言简意赅同时入木三分“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跟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第一是军事路线的问题，第二个是军事指挥权问题。如果继续跟你们走下去，那不就失败了吗？大家看看张闻天、毛泽东重点分析军事上的路线。而王稼祥、朱老总就提出要变更军事指挥者的问题，所以这个会开得非常的激烈。
在这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让毛泽东来做军事总指挥了。在当年情况下，毛泽东主要是围绕着军事路线进行讨论。张闻天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敬佩。他说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这么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此前张闻天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在路线上，我们可以讲在政治路线上也可能存在分歧，但这个会议只围绕军事路线展开讨论，张闻天也是非常佩服的。所以张闻天讲，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完全正确，因为当年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怎么避免更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讲重新来回顾遵义会议，重新来界定遵义会议，会议主题，更感受到遵义会议它的历史地位。
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把此前我们一些错误的路线，导致的一些我们讲的冤案吧，调整路线，平反一些重要将领，打仗还靠一些将领啊。比如陈庚，因为此人我们知道此前在上海主要做重要特务工作，后来被被捕受诬陷，这个时候被恢复党籍。肖劲光，他此前在黎川因为黎川失守，差一点被执行死刑，因为毛泽东等人去去保护，后来判了几年刑。这个时候出山出任红三军的参谋长，当然还有罗明、周子昆、陆定一都一一启用，所以我们就把红军将领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这已经开始调整了我们讲的组织路线。
但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之一，那就是把毛泽东选为常委。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成果了。第二个方面，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张闻天一个俄文名字，它的简称就是罗普，由他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然后委托常委来审查，最后发到支部中进行讨论。那么常委中还要进行适当分工，他这是个伏笔，因为遵义会议上讨论曾经让毛泽东来负全责，但是毛泽东推辞，所以的话常委中在适当时期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敌人进行反扑，我们只能撤离。最后一个，取消三人团，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个是后来陈云写的遵义会议的手稿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几个重要内容。取消三人团，因为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客观讲到猴场会议基本上有三人团指挥，那么通过遵义会议，就把这样一个军事上的，甚至包括我们讲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去除了。就是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的权利，取消了李德指挥军事上权力，这是取消三人团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大家推选谁呢，推选毛主席，接替博古来领导全党工作，可以讲是众望所归。毛泽东讲不行，他本人不愿意，所以在决议上不有一句话，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当时没有定下来。在遵义会议上大家讨论我们去哪了，此前应讨论过曾经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但发现这个地方不适于发展，沟沟壑壑的、土地贫瘠。那么我们就过长江去，在会议上聂荣臻、刘伯承，他们提议去四川去，因为他本身是四川的，也了解四川，过长江去，所以会议当时决定的是过长江。
但是遵义会议上，领导权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完成。毛泽东之所以在会议上推辞，不接替博古，毛泽东是有深远考虑的。因为博古当时通过选出来临时中央局，这是报备了共产国际的。毛泽东讲如果把我推上去，所以弄僵了，我们在共产国际就不合法了。我们在斯大林那边就过不去了。他这个判断、甚至这个做法，事实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这样深层次的影响力，这是后来为什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安排潘汉年，先绕道上海，去苏联把会议的情况作为汇报。
所以这个会议它的影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讲毛泽东开始成为我们党的核心，因为遵义会议改变了我们以往的不正确的军事路线，部分开始调整组织路线。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启用一些一些军事将领，而且开始改变当时一些不好的军事路线。因为我们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那么选择毛主席来领导军队，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大家讲那不是张闻天做总负责，刚才我不是讲嘛，张闻天同志他是个书生，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这一点上比博古要少，但是在实际工作经验上，还不太成熟，一些大事还要经过毛主席。所以杨尚昆等人讲，全党的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明确，毛泽东成为全党的核心。我们出了遵义，原计划是过长江，但是受到川军的围追堵截，导致土城失利，被迫一过赤水河到了云南的威信县，就在这个期间又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当然了它是边走边开的，经过了水田寨，经过了大河滩，甚至到了江西会馆，这些会馆在威信县的扎西镇，在水田寨的话实现了党的领导权交接，就选了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后来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然后传达到部队上去鼓舞士气，因为这支部队只有两三万人了，所以决定整编部队改变战略，来逐渐调整我们的军事路线。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值得我们认真去阅读。因为这个会议的决议是极为重要的。他既分析了此前我们军事上是吧？我们先后开展了几次军事反围剿，第1次到第4次都成功了。而第5次军事反围剿失败了，失败被迫进行转移，转移为什么出现失败？又进行了分析。所以遵义会议重点是对军事路线做了分析，同时它层层递进，言简意赅。所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去各军团去讲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感觉路线，好的路线也回来了。所以的话就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战到底。那么这样的话，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大家战士们听了之后非常的兴奋，给大家鼓了士气，信心百倍。后来为什么我们过大渡河、过草地的时候，大家有一股信念支撑，与遵义会议形成与传达，还有是有直接关系的。后来我们有二渡赤水河，回到了贵州，二战遵义嘛，但是因为部队又因为为了牵涉敌人三渡赤水河，当然了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掌握主动了，最后四渡赤水河跳出贵州，进入了云南。所以当时林彪等人讲你老走这沟险，战士的脚都跑不动了，开始发牢骚了。当时这个牢骚还不是林彪一个人，所以的话当时有人还鼓动彭德怀写信给中央，彭德怀不写，所以当时把几个事联系起来之后，就感受到，毛主席就感受到大家对军事路线的理解，还不是很充分。而且在中央领导层和中央的一些战将中，有人嘲讽，冷嘲热讽，还有人说要离开红军，有人说要变换我们的领导人。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在会理开了一次会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后来杨尚昆讲毛泽东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军事紧那么紧急，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当然了毛泽东批评林彪，你这娃娃懂什么？所以我们讲会理会议又进一步的巩固了毛泽东这种军事指挥权，会议结束以后，刚才提到了曾经安排潘汉年去莫斯科，后来为了恢复白区工作，又安排陈云去上海，只是陈云到上海以后，发现白区工作已经基本上丧失殆尽，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所以潘汉年、陈云他们两个一起赶苏联到莫斯科。首先向王明汇报了这种转移以来的情况、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然后一起到了斯大林那里去，我们整个红军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心又齐了，信心又百倍了。
陈毅后来讲，遵义会议前后的时候，他的认识有个过程，会前也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人的分歧，因为只不过是战术上的分歧，没有认识到它是个原则分歧。陈毅讲我到苏区之前对毛主席也不熟悉，见面以后也开始提高对毛泽东认识，感觉他有一些经验，但是经过遵义会议，听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发言，感觉毛泽东懂军事啊，而且领导部队南渡乌江，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极为佩服的。影响了陈云，如实的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说毛泽东出山，领导我们的军事，改变了我们此前的退败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组织路线逐渐调整的过程，而且已经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
那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样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怎么把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落实到实处去。我们大家知道在贵州的时候敌人又包围上来了，是吧？北边有川军，贵州有黔军，西南还有龙云的滇军，东边还有湖南的湘军，敌人又开始实行了堡垒的战术，想到把我们困在困死在贵州，所以毛泽东讲“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攻坚战既吃力又不讨好，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他怎么把正确路线运用到战争中去的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及被全党接受，也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四渡赤水河期间就发生了争论。
当年的战争形势极为残酷，极为险恶。我们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而此时国民党的部队是40万，他们中央军8个师，包括湘军、川军、滇军有40万人，我们是3万，他是40万，这个比例太悬殊了。无疑就是我们像就在敌人的口袋里面怎么跳出来，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经过了四渡赤水，第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的时候占领遵义城来掌握机动的灵活权，从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就把敌人引的团团转了。因为让敌人摸不清楚我们去向何处，敌人摸不清楚，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战略时机。最后我们不仅歼敌18000人，俘敌3600多人，而且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的包围圈。当时我们二渡赤水河，二战遵义，而且占领遵义城之后，赋予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这是毛泽东心情大为改观。他写就了长征途中第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的忆秦娥 娄山关，非常悲壮惨烈，是吧？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
所以我们讲毛泽东对领导军事取得胜利的信心，底气非常足。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我们后来佯攻贵阳，是吧？当时蒋介石就住在贵阳，几乎要连夜要走了，我们当时没有进贵阳，而是调虎离山，把滇军吸引过来，我们转到怎么样？进入了云南，然后过金沙江。所以后来我们编了一首歌《长征组歌》，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困苦情况下，山脉连连，那是到了已经夏季了。天如火来水似银，水都喝不上。我们暂时用脚板，急行军的方式，走出来了，这个是很必要的。
但是在四渡赤水整个过程期间，特别在三渡赤水河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会议叫苟坝会议，林彪聂、荣臻提出来应该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对，后来一投票，毛主席票少，这个还是说要打，毛泽东就去找周恩来反复讲不能以卵击石毛泽东讲我就不动摇，你们要听我的。所以毛泽东当年就面对压力来维护党的团结，但是还要保证我们党的红军的实力。苟坝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提议，要成立一个最高军事“三人团”，因为每次开会来几十个人，而且会议时间特别长，不有利于作出军事判断，所以最后形成了军事三人团。当然了负责周恩来，还包括毛泽东和王稼祥赋予军事三人团以临机决断职权，这就是我们讲的灵活的路线、灵活的战术，怎么能够彻底贯彻下去。毛泽东这个时候就从一个军事帮助者成为一个最高军事领导者之一。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整个遵义会议，它不仅仅局限在1935年1月15号、16号、17号三天遵义城开的那场遵义会议，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大遵义会议。没有此前的通道转兵，不到贵州去开不了遵义会议，没有黎平会议上决定开一次政治会议提前酝酿，没有猴场会议上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没有1935年1月15、16、17的遵义城那场会议。当然了遵义城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选委常委取得三人团进行重大改组，这是核心，这是主轴。之后到了威信的扎西，最高领导者进行交权，张闻天成为总负责。最后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从一个军事帮助者成为最高军事领导者之一。后来经过会理会议，来进一步来巩固军事权利。
所以我们讲从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最后到会理，这样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就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讲要更好理解。为什么讲？开始恢复了一个正确的军事路线。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讲遵义会议，它的意义叫生死攸关的。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为什么开那么好？就更好的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因为这个会议，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选为常委，毛泽东进入军事三人团，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二个，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知道有1945年4月5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虽然经过了10年时间，但遵义会议为党的七大召开，它是有一个前后的这种一脉相承性的。现在我们讲整个长征期间，参加过长征的中央红军中央领导，那都是党的我们叫精干的精干。从这个角度来看遵义会议，他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那是跃然于纸上的。所以遵义会议就保证了我们党的事业转危为安，开创新局面。这是我们讲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的过程与历史意义。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遵义会议已经形成了正确决议，后来我们到了四川，胜利会师。大好局面已经形成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又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局面。所以我们讲最终长征能取得成功与胜利，与我们维护决议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两年会议以后，就要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就召开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五年6月份的“两河口会议”。在会议上我们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讲，我们要向北发展，应该“北靠西北，面向东南”，就明确了我们整个的战略方略。但是在会议上张国焘提出来，如果向东发展，受地理限制，向西还要过草地，向北情况也不明确，无疑讲要向南发展，他大讲特讲向南发展的好处。大家想我们是中央红军是从南往北走的，那么向南发展之后或者进入四川盆地，那必然与川军进行交战。所以毛泽东入情入理的讲，我们往北发展不是跑，而是进攻，而且我们此时还掌握时机，可以做到先机夺人。而且毛泽东提出来，既然两军一会和就应该统一指挥，所以我们讲两河会议本身就是来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而且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方针，北上。下一步的战略，背靠西北、面向东南，方针非常正确，是吧？张国焘也提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最后会议通过表决，形成了我们著名的这样一个北上方针战略。但是张国焘自己总觉得这个方针不行，据徐向前同志回忆。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它就破坏了两军汇合后的团结局面。所以加上一些机会主义者，也没有贯彻主席的团结方针，这样一来一去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局面。所以为什么后来出现了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也是当年会师的时候所想象不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就商量，第一就是团结，第二还是要团结北上，张闻天就告诉毛主席，不行就把我这个总书记位置让给张国焘好了，毛主席明确说这个不行，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到总书记，他说不定自己还不满意。但是你一旦让他张国焘坐上宝座，又会增加了不少麻烦，后来也证明这一点了。所以考虑来考虑去，主席说让张国焘做总政委，尽量的要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整个军权又不能让张国焘全抓去，所以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商量，让张国焘做这个总政委，毛主席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很痛快，所以在大局面前更体现出我们讲的老一代革命家这种人格的风范，也更感受到我们毛泽东同志思虑之周密，那么随后又做出了组织调整。
首先是1月18号召开了芦花镇常委会会议，首先已经让张国焘来做总政委，而且赋予总政委有什么职权呢？一切军队均有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大家注意是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所以后来朱老总朱德同志与张国焘他们一块统一行军，同时的话还决定分为左路军、右路军，让徐向前、陈昌浩领导前方一切作战部队作为先锋队，先过草地。这已经做出了组织的调整，即使如此情况下，张国焘还是不满意。张国焘一再讲，遵义会议召开他没参加，这是客观因素，他还要推荐他自己的下属进入中央领导层，改革中央军委等等方面，而且讲的如果中央拒绝开这样一个高级会议的话，不让新人参加这个工作的话，那么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同志们就不好发表意见了。所以我讲这明显是张国焘一再来挑起红军和中央内部的路线之争，就破坏了我们讲的我们倡导的团结为上的这样一个方针。最后就成了大家知道的红军的暂时分裂。
到了9月8日，形势就顿时紧迫了。9月8日的时候张国焘致电陈昌浩，陈昌浩、徐向前中央领导他们是先过草地的，在分开之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配合中领导反复催，张国焘他们也赶快过草地，集体北上。在这个时候，9月8日，张国涛致电陈昌浩，右路军也要准备南下，而且要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头一天陈昌浩他们还给张国焘拍电报，催促张国焘赶快北上。那么这个时候张国焘明确了，不是北上，而是南下。那么同一天的时候，张国焘还命令三十一军政委,“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 电复处置”。如其听，让他留下来，扣留。如果不听他就可能要走，所以他这个目标让已经北上的部队南下，同时控制蔡树藩所率人马，这样这个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
张国焘几次催陈昌浩他们南下，据徐向前同志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告诉陈昌浩，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向中央报告一下。其然后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找博古。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一块去周恩来那里，然后周恩来因为生病就集中到周恩来驻地开会，中央要让陈昌浩、徐向前表明态度，中央还是希望能够北上抗日，而且及时脱离草地，这样一个粮草补给的一个困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毛泽东可以说是斗智斗勇。
就在9月9日当天，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的起头是国涛同志并致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军南下电令，就提到了昨天会议上陈昌浩带的那个电报，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中央先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这样的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为此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与张国焘斗智斗勇，第一明确北上不能变。第二告诉他，张国焘你给陈昌浩电报，陈昌浩已经向中央做了汇报，而且我要说清楚南下的弊端，敌情不利、地形不利、给养不足，这样怎能开展革命呢？同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及时脱离、先行北上的这样一个决策。毛泽东就率领红三军团，因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此前已经探路去了，往前走了，与彭德怀进行护驾，赶快走了。叶剑英赶快又把一个红军地图带了出去，早上起来之后，李特等人去追毛泽东的部队，毛泽东同志恳切的对李特说，请你向国涛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的敌人力量很大，如果再过一次草地，在天泉、甘孜、鲁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毛泽东还让李特将来告诉张国焘，对吧？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边来。最后这句话连着讲了三遍。所以当时红军军校政治委员就在现场，他后来做了回忆，毛泽东讲“捆绑不成夫妻”，我们先走北上给你开路去，不到一年你们就会来，我们到时候欢迎你们。果然应验了。此时是35年9月10日凌晨，36年10月不就会师了么？所以毛泽东及时脱身，避免红军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暂时的分开。
但是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所以毛泽东在分开以后，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去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不是出路什么啊？是绝路啊!在9月10号。虽然大家一般同志还不了解分开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告诉全党，全军同志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我们还要坚持北上的这样方针。到了9月14号，中央又发出了坚决执行北上战略方针的这样一个指示，来巩固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我们过了草原以后，就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上都很气愤，张国焘怎么这样，是吧？说好一块北上怎么又不愿意来呢？而且还逼着我们南下，逼着我们9月10日凌晨就赶快走，李特派人追我们还。所以在会议上大家讲，应该开除张国焘党籍，气氛非常的激愤，毛主席讲，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走，能够出来。如果现在开除党籍做绝了，做绝了之后，以后的文章怎么去做，要知道张国焘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他手里还有一个四方面军啊。毛泽东说的话，让在场的同志感觉到是如果现在开除党籍了，两边就没法去合作了，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做下去了。所以毛主席的话使杨尚昆、叶剑英等人都恍然大悟。
所以后来大家讲，我们开展这样一场斗争，是一个党内斗争的典范，明确他的错误，但是只在高中级干部中进行传达，而且明确我们的基本方针，坚持北上。所以我们讲党中央这个时候就顾全大局，而且严守党的纪律与规矩。只有顾全大局，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我们党和红军的生存，党的事业的成功，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马虎不得，马虎不得。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重要，遵义会议决议重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过程也非常艰难，更体现出来我们党怎么是幼年，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这样几个重要的关键的历史环节。
这个刚才提到了，是吧？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是吧？分为左路军右路军一块北上，后来分开，右路军先过草地，当时张国焘是总政委，朱总司令他们一块行动，左路军，张国焘就让朱德表态，支持张国焘本人，让他朱老总你来做中央工作，要中央承认张国涛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朱老总与张国焘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说服工作，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不妨碍商量具体问题。当然了客观讲，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他自己觉得也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有办法，是吧？朱老总的地位还分量很高的，张国焘也是掂量过的，所以后来为四方面军重新北上，为后来的会师是做了贡献的。到了朱老总，毛泽东讲那真是意志坚如钢啊，气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就评论朱老总。
我们的中央红军这个连着北上过了腊子口过了六盘山，形式就不一样了。走完了我们讲到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这个时候毛泽东心情远远超过此前了，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我们可以对应一下之前讲的忆秦娥娄山关，当年的悲壮，现在我们要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当年是西风惨烈，而这个时候我们讲红旗漫卷西风。所以两首诗歌的对比已经证明我们中央红军已经将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一个更好的革命局面，何时缚住苍龙啊。后来我们知道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之下，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此前已经会师了，他们到了贵州又北上在甘孜与四方面军进行会师，四方面军南下进攻四川，百丈关大败，当时士气非常低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给张国焘反复写信催促张国焘北上，后来任弼时、贺龙也劝张国焘北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北上，最终在36年10月实现了三军会师，非常悲壮。今天我们重新讲遵义会议，就要弘扬好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遵义会议有什么经验呢？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是吧？没有基本原理这样一个指导，没有对中国具体问题的透彻了解，更如果没有它的结合，是开不好一个遵义会议的。同样如果不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我们一般讲遵义会议是我们党走向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这话说得非常精辟。因为我们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限于当年的客观战争环境，无法提前向共产国际申报来开这样一个会议。在开完会，我们遵守我们的组织原则派潘汉年，后来加陈云同志一块赶赴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我们开始走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毛泽东当年井冈山开辟一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整个我们讲到了陕北以后还是走这个道路。最后我们知道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终于走出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也印证了道路的正确性。同样还要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上限于当年的客观环境，我们避开了大家敏感的政治路线。
这问题我讲，如果在会议上一开始谈政治路线，就会引发一些矛盾就形成不了团结。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当时做了原则性的让步，而且让步使他们能够团结的一个重要基础。遵义会议上也不是没有人提出来，应该来分析此前错误的政治路线，是吧，官本主义。当时刘少奇提出来应该分析，但毛主席讲我最迫切的是来找到正确的军事路线，来调整我们的组织路线。所以这个策略很正确。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过程中，我们在党员斗争的这个方法上，也很讲策略的。我们其实写北上去探路去，为后来的124方面军会师做好准备，打好根据地。但最关键的还是有一个坚强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为常委，而且军事能力艺术在整个长征途中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都是我们的宝贵经验。那么在整个长征途中，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内涵非常丰富，而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长征精神。
第一个就是理想信念一定要坚定，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必然成功的这样一个意志力。没有这样一个坚定的理想信念，万里长征是走不下来的。后来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就曾经问着邓小平同志，长征中你干嘛呢？小平讲跟着走，跟党走，跟党走就是一个理想，一个信念。那么在整个后来我们知道过大渡河、过泸定桥，大渡河，大家知道，当年我们讲石达开，就大渡河过不去，万人被清军残杀。所以蒋介石讲你们共产党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我们过了大渡河、过了金沙江、过了草地，这就是一个信念。
第二个，我们是北上抗日的。有了这样一个信念就可以救国救民，就可以克服艰难险阻。长征途中艰难险阻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分歧，我们怎么样独立自主走出这样一个道路，必须实事求是，结合敌情、结合军情，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必须从实际出发。你这个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是吧？首先把敌人抛开，跳出包围圈，所以军事问题你不实事求是，就是失败。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挽救战士的生命。同样在这样一个战略转移过程中，我们全党顾全大局，面对的一些分歧，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做组织调整，赋予张国焘以总政委的职务，大局观。
同样我们还要维持团结，先行北上。我们整个长征行程我们讲两万五千里，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没有人民的支持，走不下来的。所以讲正是与群众的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同时在长征途中，沿线的什么贵州、四川，也有一些老百姓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知道前途漫漫，大家知道跟着红军走就有希望。这个是患难与共。
所以我们讲红军打胜仗，靠山是谁？靠山是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在到贵州四川以后，我们要过很多民族地区，彝族地区，还有藏族地区，他们当时为了过彝族地区，刘伯承与当时的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就是统战工作。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聚集区，而且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做向导，提供一些基本的粮食。我们的部队过了到了川西的时候，农民本来也生活很困苦，到阿坝的时候，但是农民、藏民，他们把他们的粮食给红军提供。所以我们讲到了建国后，你看很多红军将领的这回忆录讲的，我们真是感恩于当年的人民，人民就是我们靠山。
当然我们讲，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工作，所以整个长征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大家看这两幅这两幅标语，我们在整个长征途中边走，就要在阿坝地主的门上写上一些什么，这是地主家，在门两边写什么？进门分谷子，出门分田地。你看这个写的更形象，这个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革命信念坚定性跃然纸上。
我们到了贵州干嘛，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我们是人民军队。这也是我们最后走向成功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讲长征是播种机，是吧？就把我们革命的信念、革命种子一路播撒过去。可以客观讲，你贵州、四川，我们的部队到了之后，老百姓还不知道，不认识这是什么部队，他们也跑山上去，但是经过我们的宣传，我们做的工作，还得到了一些寺庙头领的支持。这是给我们做好民族区域这些政策，团结这个民族，这些居民是很大关系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漫漫，没有精神信仰，是走不下这条路来的。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一共是368天，15天用于打仗，打大的决战，200多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晚行军。整个长征途中只休息了44天，平均走182公里才休整一天。行军速度保持在平均每天70华里。大家知道是我们为了抢夺大渡河是吧？抢夺渡的卢定桥，我晚上急行军必须赶上，急赶上去，因为敌人他如果收到之后，把卢定桥板位后来撤掉了，如果再把链条砍掉，你过不下去了就。中央红军平均每天一个遭遇战，击溃国民党军队数百个团，出发是我们中央红军8.6万人，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到四位战士壮烈牺牲。大约每12人中只有一人到达陕北，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而他的年龄平均不到30岁。都是年轻的娃娃，年轻的娃娃，但是他们有信仰，有信仰就能过雪山、过草地、过腊子口，用脚板走下长征路。我们讲中央红军走了是两万五千里，如果加上红十五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四方面军，整个军整个部队加起来是六万五千里啊。所以我们讲长征历史之长，1934年10月离开江西于都1936年10月3军会师，长达两年时间。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客观讲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真的，六万五千里！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我们走下来了，走到陕北去了。而且我后来我们知道开辟抗战的新局面。大家一定要记住，36年10月到，随后36年10月12日西安事变，最后到了37年7月7日之后宣布的抗战，环环相扣，我们已经到了抗日民族的前沿。
同时我们知道整个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走的是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那么我们党怎么领导这样一个远征，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是从战略全局去出发的，最后我们赢得了战争胜利。而不是单纯是一次一次战争胜利，它是一个全局战略的主动权。所以整个长征看下来之后，给我们很多启发，很有启示。所以长征精神它是一种精神、信念、艰苦、大局，它更是一种智慧。所以我觉得长征是一盘棋局，是一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下的一盘大棋。而且时间越久远，历史越悠远，这盘大棋的影响力，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中央其实就是必须把握大方向，必须统筹统揽大局，必须统筹全局。
所以讲到长征精神之后，必然要升华到一种智慧的层面，叫战略智慧。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了，他问大家谁使长征胜利？明确讲，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是！没有党领导可能长征还没出发就已经，没有及时离开，已经围剿在中央苏区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及时突围，及时突围离开中央苏区，及时转到了哪里，及时转到贵州，及时开了遵义会议，然后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虽然路线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及时北上。所以共产党他的领导机关，他的干部，他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最后就深化一句话，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也是今天我们讲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的要害所在，最关键所在。是通过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党领导取得长征胜利，更进一步坚定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谢谢大家。
信息来源/互联网
出 品：阿拉善盟公安局政治部新闻宣传科
原标题：《【党史天天学】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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